曹振镛(1755—1835年)，字俪生，号怿嘉，安徽歙县人。乾隆朝户部尚书曹文埴之子，魏武帝曹操之后。乾隆四十六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任翰林院编修，后升侍读学士。嘉庆初年，升少詹事，授通政使，累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、首席军机大臣。道光初年，晋武英殿大学士、军机大臣兼上书房总师傅，又以平喀什噶尔功绩晋封太子太师，旋晋太傅，并赐画像入紫光阁，列次功臣之首。道光十五年卒，道光帝亲临吊丧，下诏褒恤，赐谥文正，入祀贤良祠，擢其次子曹恩濙四品卿。

成就

奉命撰《高宗实录》，书成，加太子少保，调任户部尚书，兼翰林院掌院学士。嘉庆十八年九月调吏部尚书、协办大学士；随又升体仁阁大学士，兼工部尚书。嘉庆二十五年九月任军机大臣。道光初，晋武英殿大学士，军机本臣兼上书房总师傅，又以平喀什噶尔功绩晋太子太师，旋晋太子太傅，并赐画像入紫光阁，列次功臣之首。振镛历事乾隆、嘉庆、道光三朝，三任省学政，四任省会试主考官。凡纂修《会典》、两朝《实录》、《河工方略明鉴》、《皇朝文颖》、《全唐文》皆为总裁官。凡所综理，事必躬亲。承书谕旨及衙门奏章、翰苑进呈之文无不反复阅视，一字一句，反复斟酌，一点一画的错误，必予改正。

三朝为官52年 实为清王朝的掘墓人

清人笔记《名人逸事》有篇文章《曹振镛之误清》中记载：整个清朝，重臣死后谥号为‘文正’的共有七人(实际上是八人，另一人是刘统勋)：汤斌、朱珪、曹振镛、杜受田、曾国藩、李鸿藻、孙家鼐。

清人评价说这七人中汤斌以理学，朱珪以学问，曾国藩以勋业方面的成就得到‘文正’谥号，这几个人没有任何非议。李鸿藻、孙家鼐则是以给皇帝当师傅得到的谥号，这是惯例，这两人也没有什么明显过错。杜受田给文宗当师傅，相伴的时间是最长的，赠他这个谥号也是正常的。等到了曹振镛则是挑剔细故，‘鸡蛋里挑骨头’，箝制人心，让天下人不得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，造成一个不痛不痒的天下。等到洪杨事件(太平天国起义)突发，几乎到了亡国的地步，这都是曹振镛造成的。

这七人唯曹振镛被认为不配享“文正”这个谥号的。且清人直接就说他的罪过是“造成一不痛不痒之天下。……洪杨猝发，几至亡国，罪过极大”。

道光皇帝执政后每天都要批阅大量的奏章，要是仔细查看，就是整夜不睡觉也看不过来;若是不认真看，又怕遗漏下什么被臣下欺骗。章奏不能遍阅实在烦闷，苦不堪言。在枢府的曹振镛拍了一个恰到好处的马屁，他说：“现在天下太平，大臣们好作危言，指陈朝政的过失，以博得赞誉表扬。若是治他们的罪，则皇上会蒙上拒谏的名声。今后所有奏章，皇上不用遍阅，只要选择其中一些最小的错误用朱笔抹出，谴责奏折臣子，让群臣传阅。那么所有大臣都会被皇上的圣明所震慑，以为皇上明察秋毫，细微不遗，一定不敢肆意擅奏，懈怠从事。”

道光一听，正合其心意。于是照此办理，每每从臣下的奏章中吹毛求疵挑出极小的错误，给予罚俸降革等严厉惩处。此举果然奏效，从此朝臣们“皆矜矜小节，无敢稍纵，语多吉祥，凶灾不敢入告。”这之后群臣上折子都忐忑不安，把许多精力花在“细枝末节”上，惟恐被皇上抓到一时之错。道光帝终于从繁重的批阅工作中解脱出来。

等到咸丰一朝，太平天国起义，大清帝国将要倾覆之际，各级官吏仍“互相隐讳，莫敢上闻。”有人说这是曹振镛“隐蔽之罪”酿成的。曹振镛这方面为当时私人笔记所揭露，毁掉了他“文正”的声名。当曹振镛死后谥“文正”时，就有了“不文不正”的毁誉。

鉴于此，史学家苏同炳说：“曹振镛琐鄙无能，养成了道光一朝政治风气之柔糜泄沓，所以他实际上是道光帝的罪人。在他所养成的风气下，官吏以不负责任之圆滑弥缝为做官之能事，不但有用的人才因之而销磨殆尽，国事亦因之而不堪闻问。”

曹振镛(1755—1835年)，字俪生，号怿嘉。乾隆四十六年(1781)进士，翰林院编修，后升侍读学士。经历乾隆、嘉庆、道光三朝，在嘉庆朝得到重用，任吏部尚书、体仁阁大学士，兼管工部，进入内阁。到了道光朝，任武英殿大学士，成为道光的心腹之臣，曾代理皇帝事务三个月。为官长达52年，官宦岁月之长整个清代无人能匹敌。

曹振镛于道光十五年病死，道光皇帝十分伤心，亲临吊丧，特下诏。还亲自为他写下这样一段赞语：“亲政之始，先进正人。密勿之地，心腹之臣。问学渊博，献替精醇。克勤克慎，首掌丝纶。”

曹振镛历经乾、嘉、道三朝而不倒，在道光年间抵达个人荣誉的顶峰，以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终其身，被道光帝视为“股肱心膂之臣”。《清史稿》称：道光帝对曹振镛是“恩眷之隆，时无与比”。道光朝满朝文武中，最得宠、最走红的当数曹振镛。

道光喜欢求全责备，只要八股文做得好，形式不错，皇帝就会“龙颜欢喜”;反之则会“龙颜震怒”。至于文章里有没有治国安邦的“真知灼见”，则无关紧要。曹振镛揣度帝意，跟道光皇帝很紧，绝不走板。

清人朱克敬《瞑庵二识》披露其自白云：“曹文正公晚年，恩遇益隆，身名俱泰。门生某请其故，曹曰：‘无他，但多磕头，少说话耳。”曹振镛身居要位，他的为官之道，对道光一朝的官场风气影响很大，于是大家都“循默守位，寖成风俗矣”。

曹振镛生逢内忧外患之世，当时腐化的官僚习气早已成形，大气候早就这样了，这并不是曹振镛一人所能造成的，但世人还是认为这都是因他的恶劣影响所导致。历史上任何坏事都需要有人来承担责任，来背黑锅。说奉行明哲保身的曹振镛是大清朝的掘墓人，或许他会喊冤;但历史已选择他来承担骂名，他又怎能逃得了呢?

曹振镛凭借什么做了清代三朝宰相

很多人说身为乾隆、嘉庆、道光三朝宰相的曹振镛，一生唯唯诺诺，除了“少说话、多磕头”就没别的本事。事实并非如此。

曹振镛当官长达52年，年届80岁才退休，在清代官宦岁月之长，无人能比。并且，他的仕途自始至终，就如一马平川，一江春水，步步高升，无灾无难，单靠“少说话、多磕头”恐怕难以做到。

公元1782年(乾隆46年)，27岁的曹振镛考取进士，并得到重用。不久又任吏部尚书、体仁阁大学士。到了道光朝，他再升一级，任武英殿大学士，成为道光的心腹之臣，曾代理皇帝事务三个月。

嘉庆皇帝出巡，曹振镛以宰相身份留守京城处理政务，代君三月，歙县民间至今能听到“宰相朝朝有，代君三月无”这句俗谚。曹振镛三次当学政，主持乡试、会试各四次，都能尽心尽力;阅评考卷能守法遵纪，不淹没博学有才之士;对到金殿面试的考生，必预先一一校阅考卷，工作一丝不苟，不出差错。曹振镛还有一个十分出名的学生，名叫林则徐。

当然，如果光从才学方面来评判，曹振镛似乎并不突出。真正让他步步高升、一生顺畅的，可能还数他的心胸。他的一生，对名利看得开，看得淡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放得下，这反而令他获得了更多。比如，那时的官，都流行贪，可曹振镛一生无贪念，他历任三朝宰相，从没查出有贪污行为。

曹振镛是盐商子弟，祖上以盐业起家，有一批亲属是扬州盐商，世代享有特权，是曹氏家族的命根子。两江总督陶澍提出盐政改革，取消商盐垄断权，实行凡纳税皆可贩盐的盐票法。这一改革，严重损害了盐商的利益，也损害了曹振镛亲属的利益。亲属纷纷投诉到曹振镛那里，曹振镛却毫不在乎地说：“焉有饿死之宰相家?”他能把祖传的家族利益放在一边，支持盐政改革，这种能够放下的气度，非一般人能比。